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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报已“逝世”,电报人还“活着”
2017-07-14 10:26  点击数:
电报已“死”,电报人还“活着”

原题目:电报已“死”,电报人还“活着”

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。第二天余震时,贾锡刚正在上班。当时的电报沉积成山,用麻袋装着。人们从五湖四海发来新闻,只为问一句,“安全否?”

位于长安街11号的北京电报大楼,6月15日正式宣告停业。视觉中国

文|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实习生黄孝光

编纂|胡杰 校订|陆爱英


?本文约5451字,浏览全文约需11分钟


一份主要信息,要经过6个小时,才发送到对方手里,还得是大城市。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件不堪设想的事,但在三四十年前,每天都在产生。

7点的钟声,敲开北京的拂晓。电报大楼国际报务员贾锡刚上了一整夜的班,正疾速敲击键盘,给大洋此岸发送消息;三公里外的北京站,交往旅客陆续在邮局门口排起步队,发报员王梅也迎来一天中最劳碌的时刻;山西省太原市电信局的高丽娴,经过五年的战备练习与实战,666814.com,已经可以在六七个工种间自在切换。

和所有年轻人一样,他们控制一技之长,冀望博得更好的生涯。

四十年后,2017年6月15日,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正式发布停业。

6月20日,搬到长话大楼的电报业务窗口前,无人值班。泛黄的《尺度电码本》躲在电脑屏幕支架后边,封面落了一层灰。

“电报业务早就退出民众市场,之所以保留窗口,是由于没有公然宣布它的终结。”联通北京分公司的宣传经理唐柳明说。

固然电报业务还象征性地存在,但在媒体的报道中,这简直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终结。

在这条曾经的信息高速公路上,他们沉默地繁忙,沉默地让路,缄默地挥别。

大嗓门、耳尖、戴腕表、不愿流露真名。直到今天,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电报人的痕迹。

6月27日,曾住在电报大楼对面西绒线胡同的居民,专门前往拍照纪念。受访者供图

“在这儿工作,找对象占上风”

北京西长安街11号,北京电报大楼,屋内一片嘈杂。

上百台55式电传机正同时工作,键盘噼噼啪啪。打孔纸条被机器慢悠悠地吐出,滋滋声吞没在传送带发出的齿轮噪音里。成捆的电报从一楼营业大厅“发射”上来,像坐电梯一样,自动掉进四楼的接收筐,发出咚咚的声音。报务员不得不扯着嗓门对话。

不知道的,以为走进了一家工厂车间--24小时运行的传递带,把600平米的房子宰割成好几个区域,待处置的电报单源源一直地传送到报务员身边。

这是贾锡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。这里是他的办公地点,俗称“报房”。

1976年的3月1日,20岁的他骑着飞鸽自行车,到北京电报大楼正式报到。手上戴着父亲送他的西马牌全自念头械手表,金属表壳表带,带日历,不必上弦。

“这个职业要求我们时间观点必须无比强,每一步操作都有时限。”在贾锡刚的印象中,大楼里到处都是钟表,但报务员为了便利把握时间,基自己人都戴手表。

传送带上的电报单,依据紧急水平,被贴上不同色彩的小条,对应不同的操作时限,从8分钟到90分钟不等。红条是加急,蓝条是政务,黄条最紧迫,都是关乎人命保险的。

“但如果是特别急的,就不能等传送带了,处理完要赶快跑过去,递到下一个处理的人手里”。

工作环境好,高,一层相称于别的楼好几层,还有中心空调。而且一说人家都知道,长安街边儿上有钟的那个大楼,派头。找对象也占优势,最最少政治过硬,工资也高,一个月41块5。最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电报,亚洲的1块多一个字,比如说一张电报100多字,我一天发100多份电报。当时三大件之一的自行车就是100多块钱一辆,“我一天就制作100多辆自行车呀!”

1958年9月30日,《北京日报》发了一条新闻:“我国电报通信网络的核心北京电报大楼,已经在昨天提前三个月宣布建成”。当天的消息头条是,“西红柿亩产46581斤,冬瓜亩产73000斤”。

20世纪50年代,装置于电报大楼报房的挂钟。电报大楼室内挂钟与楼顶塔钟采取子母钟系统,实现各报房、机房时间始终与楼顶大钟坚持同步。

这座59年前建成的大楼,是建国初期北京城的一座标记性建造。不仅是贾锡刚的记忆,也是整整三代北京人的记忆。

住在大楼对面西绒线胡同的冯小宇,1951年诞生,是一位北京知青。他从小在这里生活,上世纪90年代返城。

“咱们31中就在大楼正对面。有时候下课拖堂,就有同窗喊:老师,电报大楼都敲钟了!”

在冯小宇眼里,电报大楼的钟声比其余钟声更清澈。“早起敲钟的时候,我们就拿着脸盆、牙缸,筹备梳洗。鸽子闻声钟声,呼啦一大群就都飞起来了。”

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。第二天余震时,贾锡刚正在上班。他记得,对面首都片子院楼顶旗杆左右晃得厉害,报房里没人动,都觉得倒不了,“我们大楼肯定硬朗。只是,这回电报该多了”。

确实,当时的电报堆积成山,用麻袋装着。人们从四周八方发来消息,只为问一句,“安然否?”

 40年前就用网络“聊天”

午夜钟声敲响。长安街两侧,只剩电报大楼灯火通明。

“你北京吗?我找815。”815是贾锡刚的代号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,他从普通报务员提升为值班长。夜班的值班长,又被称作“夜局长”,可以调度所有的电报线路。

2017年5月,贾锡刚(左一)参加电视台节目录制,和老同事一起讲述电报大楼背地的故事。受访者供图

国际海内各城市之间往北京发电报,以及市内各区县之间传输,都要通过电报大楼中转。

和报务员联系最多的,不是统一个办公室的同事,而是线路另一真个报务员。彼此并不知道姓甚名谁,只知道代号,用电码来传输讯息。

“早上好,我是446,当初开始发报。”一串电码发过去,这是李建云最常用的打召唤情势,对方也用电码回复,“好的,我预备收报。”

李建云是贾锡刚的同事,在电报大楼工作了将近30年。他的代号是446,“李”的电码是2621,这些数字李建云脱口而出。

ZCZC表现一段电文的开端,NNNN表示停止。这是报务员之间才干听懂的暗语。但在他们看来,这都属于“明码”,还有良多他们也不懂的“暗码”。好比,水文电报中时常呈现“乱码”,只有防汛指挥部的人能力看懂。

李建云记得,老庶民之间也有用暗语的,比方“21日到京,百花开”。他也不晓得什么意思,就一成不变地传从前。

“报务员之间有配合默契的,每次一发代号就知道了,哦,今天又是他值机。”贾锡刚说,“40年前,我们就用网络‘聊天’了。”他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儿,有的一辈子也没见过面。

自上世纪70年代起,民用电报的收发重要是通过电传机。每个汉字对应4个数字号码,以有线电报的方式传输摩尔斯电码。报务员通过敲击数字和字母键盘就可以操作。

“一说发电报,好多人以为是抗日神剧里‘的的达的’那种。那是无线发报,通过人工敲击手键发送信号,除了部队或者应急通信,很少用了。”贾锡刚说明道。

日常发送的电文,他没有印象特殊深入的,最多的就是父母生病,接站送站。

但也有能记住一辈子的电报。1988年蒋经国逝世时,贾锡刚经手了邓颖超发往台湾的唁电。

“当时两岸尚未通信,我认为这封电报会被退回来,但没退,被台湾吸收了。”

“这是报纸已经登出来了,我才能跟你说。”按纪律,报务员通过电报得悉的消息,就算再重大,也切当不知道,不能跟任何人提起。

贾锡刚感到这份发往台湾的电报非常可贵,记载了共跟国的历史,报底应当保存下来。但依照保密守则,所有的报底,过保留期后,都要被烧毁。这封也不例外。

有一次他去电视台做节目,主持人提出,在节目现场发一份电报,贾锡刚谢绝了。

“电报内容无论事大事小,都属于隐衷,不能给第二个人看。公开发报的形式,是不合乎要求的。”

20世纪80年代送达员送电报时使用的专用摩托车。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

三大神技

背码、认孔、盲打是报务员必备的三大神技。

“13日到,21次,接。”一封从北京站邮局发出的电报,要经由六个人的传输与核实,才能达到北京电报大楼,再从电报大楼发往目标地,这个中转程序要求在90分钟内完成。

大城市之间,普通电报6个小时送到,加急电报4小时。

在北京站邮局报务员王梅记忆里,电报内容填在小方格里,从营业窗口递进来。小方格一行十个,营业员眼睛一扫,几行几个字,算好钱,给它盖上第一个编号。经过第一重审核之后,就交到她手里。

她发报的时候,眼睛盯着电文,头脑里翻译着电码,噼里啪啦地在键盘上敲击。

1990年3月5日,王梅所在的北京站邮电局,门口举行“学雷锋迎亚运”活动。

“认孔也得会认哪。一个纸条手指头宽,上面五个孔,跟五线谱似的。”

王梅说的认孔,指的是电传机上,摩尔斯电码以“小孔”的形式被记载在一个纸条上,不同组合的孔眼对应不同字符。

发报员每人每天处理的电报是200张左右,一个班次的工作时间是7小时。也就是说,平均2分钟就要发一张电报。

如斯高强度的工作,未免会涌现差错。

“原来病重,写成父母去世了。人来了一看,哟,没去世,吓一跳。”李建云说,这属于极为常见的情形。比拟王梅所在的支局,电报大楼对错误的请求更加严厉,一点小错就扣奖金。

从支局发出的电报,电报大楼的接受员要用电码回应“收到”,才算实现发报流程。假如发明过错,会在电传机上告诉王梅,“你错了啊,赶快改了”。

王梅19岁参加工作,最开始是邮递员。她剖析是因为胖,分配工作的人一看,“得,你确定有劲儿,先干收包裹去吧”。

“当时就有虚荣心了。心想:都是小姑娘,人家膀大腰圆的,大眼忽闪的,坐办公室里面,玩儿那两张纸,多轻省啊。”

于是,她白天收包裹,晚上拿着电码本背,天天背200个。

王梅曾经应用的电码本,1983年出版,国民邮电出版社,定价0.6元。黄孝光 摄

“就跟负气似的,让你们看看,我也行。后来真干了发报才发现,这世界上哪儿有轻松的事儿啊?”王梅说着自己也笑起来,“不外也不懊悔,还多学了一门技术呢。”

她记得,当时发电报,一个字3分5厘,加急资费加倍。

“5分钱,可以坐6站市区公交车。冬储大白菜,3分钱一斤。”知青冯小宇回北京省亲,返乡至少带6个包,每次都要发电报让人接站,“电报很贵的。别看正事儿没几个字,但双方姓名地址,加一起怎么也得十多少二十个字。”

渐行渐远

北京站邮局,业务量最大的时候,王梅所在的电信组有77人,分成三个班次。每天一共发5000多张电报。

“三个发报员。从早上7点半盯到9点半,基础上把第一拨电报轰出去了,连忙歇10分钟,上厕所,跑着去。等到10点钟,又来一堆。大家就光听那机器瓜啦瓜啦瓜啦……中午吃完饭,又跟上了弦似的,打到2点半。放工前还得收拾、复核一下发过的报,666814.com,这时候下一班的人也来了,一块儿再侃会儿大山,侃到3点钟,走人。”

这种状态,一直连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。

1986年4月,北京电报局主动转报体系投产。北京通讯电信博物馆的一份材料显示:“转报效力由均匀每份电报需30分钟缩短到3分钟左右。”

1988年,山西太原电信局实现自动转报。那时,高丽娴已经32岁。

1986年,高丽娴参加全省业务竞赛抄报名目。受访者供图

“当时不须要人工散发了,职员一下子从300多减到十几个,和其他部分逐步合并。”很多老同事转行,她保持了下来,到太原钟鼓楼街邮电局持续做营业员。

1971年4月,刚加入工作的高丽娴15岁,是太原电信局第一批徒工。

电信局那时属于军管单位,和贾锡刚、王梅不同,她学的是无线发报。在她的语言中,“达的的的达”(-…-)的声音,提醒一段电文的开始,“的达的达的”(.-.-.)则象征电文的结束。

训练发报时,手键的弹簧被调到最硬,使劲敲才可能着触点。高丽娴跪着训练,时间一长,中指重复流血、化脓、风干,终极长出了厚厚的肉垫。

那是无线发报员的奇特印记。

集训结束时,40个同批徒工淘汰得剩下10个,高丽娴拿了独一一个全优。她被调配到太原电信局电报科战备台工作,后来做过几乎所有工种。

1990年,北京市实增电话用户将近5万。一般人用上了电话,每年有9万人申请装机。

冯小宇回城后,去电报大楼主要是打长途电话,电报收发的十分少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电报,更多作为一种礼仪。诞辰贺电玫瑰色,结婚贺电大红色,祝寿贺电黄色,唁电灰色等等。人们在性命中重要的时刻彼此发送祝愿与问候。

跟着互联网的崛起,许多人陆续分开电报业。有的转做通信技巧维修,有的转到邮政业务,有的负责行政后勤保障。


贾锡刚变成了老贾。离开报务员岗位后,他卖过通信器材,后来在网上开了视频栏目。他与电报渐行渐远,但只有有对于电报的宣扬,他都抽出时光,讲述其中的故事。

王梅也调到其他邮局做营业员,她至今还记得礼节电报的卡封是2块钱一个。

王梅当年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毛泽东诗词《沁园春·雪》。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

2006年6月30日,她退休了。

“那天几乎是,哭得稀里哗啦的,临走有点舍不得了。最开始认为电信(电报属于电信)好,从邮政转电信,后来切实没辙,没有电报业务了,又转回邮政。”

退休那天,她衣着绿色的工作服,竖条纹的衣服,墨绿色裤子。她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多少套工作服,最开始布的,后来的卡、的确良,从绿色变成土黄色、灰色,最后又恢复成绿色。

王梅的耳朵不好使。采访进程中,她不停在问,“你说什么?”这些年,她始终耳鸣,常常听不清。她还意识三个老共事,有同样的弊病。

“当年报房里音量相对超过84分贝了。干我们这一行的,谈话都跟嚷嚷似的。”

终将成为昨天

2017年6月15日,北京电报大楼不再对外营业。网友“大摄天下的blog”在微博留言:“一个曾经发个电报都要排队的时代结束了,信息数字化的高速发展加快了世界的步调,历史的必然!”

在手机上敲下41个字,不过20秒钟,就可以感叹一个时代的结束。

对高丽娴来说,电报的使命还没有结束。

“电报存在了100多年。因为它的出现,时间不再漫长,空间不再狭小。历史必需要让后人知道,一种技能,一种人类的语言需要传承。”

2011年,退休后的高丽娴申请了无线电呼号,曾经的专业电报人变成“业余无线电喜好者”。两年后,她参加山西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,向青少年推广无线电活动。

2017年4月,高丽娴在中国流动科技馆展厅中,给学生演示无线电发报。受访者供图

她觉得,无线电作为应急通讯的手腕,依然存在价值。

“尤其地震时,基站塌了,手机打不了电话。但无线电,一根天线甩到必定高度,有块电池就能够工作。甲乙丙丁都能收到你的信号。”

感情上,她也不粉饰本人的失踪与不舍。

“究竟这是一个特别的专业,我们从年青时付出过那么多的精神和美妙的青春。我割舍不下我的手键。”

她的手键像一把琴,触点比头发丝还细,微微一碰,便可弹奏出“的的达的”的独特韵律。

高丽娴不排挤互联网,终日泡在微信和QQ上,接洽无线电协会的各项运动。几回采访,666814.com,都因常设有事被迫顺延,她觉得十分负疚,给记者发来一段文字:“电报讲究敏捷、正确,电报人守时、取信。我这次失信了。”句末跟一个抱拳的表情。

在她看来,报务员很轻易接收新的通信方法,键盘输入是司空见惯的动作,并且对数字及汉字转换很熟习,从心理上没有阻碍。

“然而,有了速度必定会少了积淀。”

高丽娴说,老百姓发电报一定经过当真斟酌或必要才发的。单位也是如此,个别情况很少发出后取消。如果必需撤消,要去营业柜台缴费,以公务电报的形式在传输过程中拦阻。如果收报人已经收到,要发公务电报通知收报人,此电报由发报人注销。

这个习惯,随电报一起消散。

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大厅,现在空无一人。草黄色的砖墙如故,钟声准时响起。它仿佛是一个隐喻:即便新时代一个接一个到来,时间的指针就在那里,提示来往的人们,来日终将成为昨天。

(应受访对象要求,王梅、李建云、冯小宇均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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